中国为什么没有全球化大企业

Sources: 本站   Click:   Date: 2012-10-9

                                                        中国为什么没有全球化大企业

 

 

Marshall W. Meyer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管理与社会学教授、Richard A. Sapp讲座教授。

大多数西方观察员注意到,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国际知名的中国大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近乎缺席。更有一些学者尖锐地指出:虽然中国的出口贸易非常发达,但人们却很难举出一些有知名度的品牌或企业,这是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品牌或企业。

追根溯源,制约中国企业成为全球化大企业的,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分权体制和地方主义导致的市场分割。

分权制与经济割据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对除支柱型企业之外的大部分经济实行分权。

在分权制的激励下,经济改革迅速推进到了地方层面。研究表明,90年代的分权制不仅使集体企业的绩效有所提高,也给国有企业及公私合营企业带来了生机。大多数改革是由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推动实施的,均带有实验目的,见效的就由中央政府纳为国策,无效的则立即抛弃。

行政分权以及后来的企业分权改革造成的一个负面影响是,中国逐渐演进成几大地方经济区域,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渤海湾区域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地区。同时,各级地方政府都在竞相追求GDP增长,并且为省际间的贸易往来设立障碍。譬如,1990年代初,某些省市实行歧视政策,将该省市以外地区制造的汽车零部件视为外国制造,并征收进口税。由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各省之间的经济重复,缩小了公司规模,并牺牲了竞争优势。

市场分割与集中

2001年,凭借二级市场筹集的资金,青岛啤酒收购了45家公司,在国内市场的份额从1999年的5%上升至13%,登上了中国国内啤酒销量冠军的宝座。当时的青岛啤酒总经理彭作义还计划在未来3~5年内达成更多的收购交易,实现国内啤酒市场的整合,并占有国内市场30%~40%的份额。

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久彭作义就去世了。1年后,百威啤酒的生产厂商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将它在青岛啤酒集团持有的股份从4.5%增至27%。但安海斯-布希的股本注入并没有见效,青岛啤酒的市场占有率始终在13%~14%徘徊。2006年,SABMiller持有49%股权的华润雪花啤酒,在中国市场占有14.9%的份额,略高于青岛啤酒。

虽然中国国内啤酒市场的割裂状态依旧,但在各地却出现了高度集中的现象。上海、北京和广东的前三大啤酒品牌分别占有当地56%、77%和73%的市场份额。在多数地方,占有率最高的都是本地品牌,譬如北京的燕京啤酒、山东的青岛啤酒和广东的珠江啤酒。

“国内市场的区域化伴随地方市场的集中”这一现象清楚地表明,中国啤酒市场的地方化程度较高。

中国零售业也是如此。“欧洲观察家”(Euromonitor)的一位零售业分析师指出:“迄今,中国还没有哪家零售企业在国内市场占有统治地位。”物美集团的创始人和前董事长张文中更是直言不讳地称“没有统一的中国市场”。这让人联想起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啤酒行业和80年代中期的超市行业。

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割据的现象在90年代加速发生。在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各省工业、农业、服务业的GDP产值趋同,而劳动生产力和价格却千差万别。假如在全国经济实现整合的情况下发挥地区优势,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因此,这很可能是各省之间贸易往来障碍加大造成的后果。

法国经济学者桑德拉•庞塞特(Sandra Poncet)将1987~1997年间中国各省的国内及国际贸易额进行比较,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中国各省市加强了与全球其他地区的联系,但各省之间的整合程度却有所降低。“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出了国门,但国内市场的分化状况却更加严重。这一现象表明,由于在国内做生意日益艰难,中国的本土企业转而开拓海外市场。

当然,这种经济割据是因行业而异的。中国仍然打造出了一些著名的消费品牌,如海尔、联想、李宁、娃哈哈等。但这些品牌常会深陷两难:一方面受到实力雄厚的大型跨国企业的排挤,另一方面又受到运营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性企业的威胁。例如,海尔的核心业务是冰箱与洗衣机产品,2007年其全球销售收入只有三星的40%,国内市场份额则从2003年的30%下滑到25%。

“被迫”的国际化

国内市场的割据状况堪忧,并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潜能产生了影响。中国企业可否依托相对较小的国内平台,发展壮大到足以应对全球性的竞争?公认的国际化理论表明,这是非常困难的。一般来说,国际化是大型企业现象,只有那些最大的企业才有能力承担国际化的成本。

国内市场的龙头企业一般都是那些已经实现了行业整合的大公司。以日本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为例,它鼓励国内竞争,并要求企业在实行行业整合后才能投资海外。法国也采取类似模式,要求法国电力、法国电信、道达尔等企业这么做。

当然,实现行业整合和国际化,不一定需要政府的支持。在研发、生产和销售方面享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在专利、商标、品牌领域数管齐下制造的进入障碍,以及小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的管理实力,让微软这样的产业先锋受益匪浅。

相比之下,在那些竞争激烈的行业里,利润空间已所剩无几,因而更无力维持国际运营成本;此外,向海外拓展业务所需的市场的不完善性,往往会因激烈的竞争而有所削弱。残酷的国内竞争与省际贸易障碍的存在,迫使中国众多小型企业不得不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就早早踏上国际化之路。这正如《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一书中所指出的:“是国内市场的严峻局势而非自身实力的雄厚,逼迫中国的制造厂商(能源公司另当别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

一个例外:中集及其启示

有些中国企业在国内割据市场上得以领先,并且逐渐加强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IMC)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集是深圳一家运输集装箱与半挂车制造商,它是中国仅有的两家在行业内实现全球领先的大型企业之一,全球超过半数的运输集装箱都出自中集。虽然中集能否在中国半拖车行业占据领先地位还不得而知,但这已经成为其当前的奋斗目标。中集拥有雄厚的管理实力,它也恰好在适当的时候进入了适当的行业。

上世纪90年代,中集凭借三大突出的优势进入集装箱行业:一是行业的标准化已经形成。各地的集装箱并无差别,所以集装箱制造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行业。二是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是集装箱运输的全球枢纽,因此也是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市场。三是物流成本降低。中集总裁麦伯良知道,通过将从北方的大连到南方的新会等港口整合在一起,他就可以按照客户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付集装箱,同时成本还将显著低于在一个地方制造集装箱的竞争对手。

应对之策

那么,中国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建立国内市场,继而实现全球化?

第一,投资者必须向企业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尤其是要了解企业打算如何建立国内市场。譬如,无论组织性质如何,你能否作为一个一体化企业来运营,而不会出现各分支机构各自为政的情况?你是否拥有一个构筑国内品牌的整体战略,而不仅仅是制定了一个销售计划?你能否建立起强大的国内平台以促进国际化的实现?你是否有一套公司治理方案,促使公司专注于打造国内竞争优势并逐渐建立国际竞争力,而不是只有地方市场上的短期赢利能力?

很多投资者仍然错误地把中国经济的规模等同于中国市场的规模。事实上,除非他们能够提出反证,否则就应该明白中国市场的规模还非常有限,并且处于割据状态。

第二,政府政策非常关键。政府可以出台积极措施,解决物流拥堵问题;还可以简化所得税管理流程,推动国内企业开展省际交易。

此外,中国还可以参考美国宪法中的商务条款—禁止任何州政府以任何手段干预州际贸易。这样的条款尚未制定,但中国政府已于2007年8月30日出台了《反垄断法》,直击省际贸易障碍问题,规定:各省及地方政府均不得设置任何进入障碍,阻止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遗憾的是,该法案在几个关键方面做出了让步,直到2008年8月1日才会生效。《反垄断法》如果有效实施,那么区域市场将很快被全国性市场所取代;如果无效,就会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在发展国内市场以及打造企业国内外竞争实力方面,管理学院肩负着特别的责任。让我倍感焦虑的是,许多管理学院(不仅仅是中国的)都太过注重金融工程,而忽视了企业构建方面的教育。很少有学院会组织学生研究全球的大企业,了解它们的创立、繁荣与衰败过程。

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派遣了一支铁路工程师队伍到沃顿商学院来学管理。他们之所以选择沃顿,一方面是出于学校显赫的声誉,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靠近宾夕法尼亚铁路(当时的“世界铁路标杆”)总部。现在学管理的学生不妨效仿这一做法,从全球成功企业的经验中找到在中国创办成功企业之路。

对于中国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者而言,可以从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的著作《战略与结构》(Strategy and Structure)中获益。中国的大型企业集团,多数采取母子公司体系,而经济分割和地方保护则使得这种母子公司体系很脆弱。国有企业的集团公司,其子公司看起来更像是地方经济而非国家所有。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使这些子公司更像是各自为政、独立经营,甚至追求的战略目标都有所偏差。这种不协调给集团公司的集中决策带来了极大困扰。

对比美国的企业发展史可以发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美国的大型工业企业仍与目前中国的母子公司体系类似,疏于统一的管理。但1920~1921年的经济衰退,迫使许多大型企业开始向集中管控方向发展。《战略与结构》正是记述了通用汽车、杜邦、标准石油、西尔斯等企业的这一发展历程。

中国已从第一次经济转型中汲取了许多经验教训。第一次转型粉碎了计划经济的樊篱,在尚未明确改革为何物之前就迈出了步伐。虽然没有经验为参照,许多企业的能力仍然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少数企业的能力还得到了大幅提升。

第二次转型,一方面,需要一本新的规则手册,包括一系列推动全国商业发展的标准、形式以及行业惯例;另一方面,许多企业的能力差异带来了对比,第一次转型的成果将被加以利用,并确定最佳实践。这将是一次分析性而非实验性的转型,并将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最佳实践来弥补差异。这样,市场趋同与行业整合将同时在中国展开,中国企业在相互学习中会出现更多的相似性,其能力与规模也将共同发展起来。